在党史研究中,存在忽视理论预设的问题,或者对理论预设想当然。而对同一问题,不同的理论预设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本文从公共选择理论的预设出发,对1927-1949年间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重新考察,试着探讨党史研究中的理论预设问题。

以市场为取向的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从而引发人们对历史进行反思:南京政府是否应该被推翻,共产党的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否必要?
回答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评价南京政府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当前的理论界对此存在矛盾。
在民国史的研究中,传统认为南京政府本质上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政权,根本不可能实现中国现代化。近来有人提出,南京政府对实现中国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就,部分代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在民国史的研究中,这种认识相当普遍。
在党史的研究中,传统一直肯定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历史必然性,当前人们反思,为什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而革命的结果却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走上反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了呢?学术界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新认识和评价正是这种反思的反映。
南京政府是封建主义的,共产党是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沿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这种思维把社会形态的变迁当成了历史的主体,历史的规律是一种单线发展的决定论的规律。新的学术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这种看法,研究视角进一步拓宽,在历史主体、历史规律方面提出了多元主体和多元假说的看法,其标志是从革命史到现代化史研究范式的转换。这种转型目前为止尚不彻底,新的研究想努力找回在激烈的斗争环境和狭隘的两极思维中曾经迷失的东西,这些东西曾因为有些人丧失了话语权而随之消失。正是研究方法的不彻底转型,造成了史学界在某些理论方面矛盾的存在。当然,这只是一种学术思考,对新的研究方法的价值如何评价,恐怕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让我们把个人当作历史的主体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1〕历史的主体是个人及其由个人的组成的社会集团、阶层和阶级,历史的规律体现在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选择的规律。在这种历史观上,公共选择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个人、阶级、国家和社会发展与革命进行了新的理论解释。
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的观点运用到政治学领域,把个人的偏好显示描述为类似于市场过程以及与传统价格理论相同的问题。其基本行为假设是“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个人通过投票行为来显示他们的需求表,个人自由进入或退出俱乐部,个别选择经过博弈最终形成均衡,作为法律、制度和道德等文化形态沉淀下来。〔2〕对于社会集团、阶层、阶级和国家的形成,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形成一个利益集团的动力就是深信其成员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3〕“政府,作为一种实现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的机构,其存在会减少人数众多时获取个人关于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的偏好的信息所需的交易成本和谈判成本。”〔4〕对于革命则认为,“在一个封闭的政体中,一个人总是被其多数少数同胞‘剥削’或‘专制’的危险之中。他在这种环境中的选择为继续依赖于希望结果会改变的呼声;寻找一个新政体的迁徙;或建立一个新政体的革命。”一个人是否选择革命取决于他对预期收益(这种预期收益既包括物质收益,也包括从事革命所获得的快乐,这就是循道主义者的悲壮之美)和机会成本的权衡。〔5〕
亨廷顿在分析现代化过程中的革命时也用了这种分析方法:“那些朝不保夕,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人是没有闲心去关切什么社会变革的宏图大计的。他们是观潮派和渐进主义者,仅希望去现实生活中能做到与自己切身利益绝对有关的小修小补。”
“工业无产者和现状休戚与共,游民无产者则斤斤于眼前目标。在大多数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真正的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
“农民既能起着极为保守的作用也能起着高度的革命作用。”
“革命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政治制度无法为新生社会力参与政治和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提供渠道;第二,迄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具有参与政治的愿望,这种愿望通常产生于社会集团的某种象征性或物质性的要求,而且只有在政治领域中施加压力,这种要求方可实现。”[6]
把人当作历史的主体,通过分析当时的人的具体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以及这种利益结构下的个人和集体行为选择,从而来分析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的社会变迁,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用这种理论分析南京政府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会得出许多不同于传统的、发人深思的结果。当然,这种解释丝毫不排除其他理论的合理性,在某些方面同其他理论得出的结论甚至是一致的。

恩格斯所说的“特殊的生活条件”就是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及由其决定的时代的社会利益结构。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由一元到二元结构的转型,即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西方国家的入侵使封建专制体制出现危机,传统社会秩序解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小农经济并存,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商人和企业家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兴社会阶层,作为沿海的城市与广大农村内地进一步分化,新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对旧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二元社会中城市和乡村新、旧两种价值观之争是社会矛盾的最集中体现,在农村体现为农民和地主的利益对立,在城市体现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兴的社会阶层和国家政权的利益对立。两种社会结构下人的选择出现鲜明对比。
在传统以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主义为特征的一元社会结构下,人的选择是固守传统。专制主义表现为当权者对国家经济资源、公共权力、公民人身、思想意识的全面控制,在既定的社会制度安排下,人们对自己的利益的认识是无意识的或者说是无可奈何的。(公共选择理论的理论前提是开放的政体,而这恰恰是封闭的政体)鲁迅把这种专制主义的社会状态比喻成“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7]对于单个革命者来说,选择革命要冒生命、道德和经济等各方面的风险,付出了成本太高昂了,加之对预期的符合自己利益的公共制度存有搭便车的心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革命豪情太难得了。所以,被压迫者不会选择革命,社会呈现万马齐喑的局面,给人以歌舞升平的假象。
城乡二元结构分化情况下,人的选择出现多样化。专制主义下的超平衡状态一旦有外界因素介入,封闭的社会变成相对开放的社会,无法在民主体制下“用手投票”的人开始“用脚投票”,选择逃避原来的社会体制,而一旦无法逃避,用革命手段改变现存的社会秩序成为人们的选择。为争夺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不同层次的社会集团之间相互斗争,武力和实力成为决定一切的力量,真理和理智退居其次,社会处于无序状态。在社会剧烈变动的情况下,由于缺乏有效的公共制度进行疏导和整合,“囚徒困境”使人们选择对自己绝对有利的超优策略,博奕的结果却是最劣选择,社会进入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之中,社会福利最大程度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衰朽,对应的社会现状是新旧军阀的斗争,连绵不断的革命浪潮,在农村是乡村革命,在城市是城市革命。
农村革命的直接原因是二元社会结构下的乡村危机。乡村危机根本上是指农民的生存危机。表现为乡村经济的迟滞发展及农民生活极端贫困,以及由此而来的农村社会结构的解体。〔8〕农民贫困包括生活水平的绝对下降和由于贫富差距的加大而带来的贫困化的意识增加。从宏观上看,乡村危机表现为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缓慢,发展环境日益恶化,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日趋边缘化,而经济结构却又无法转型,1927-1949中国农业总产量年增长略小于1%。从微观上看,农民入不敷出,生活水平保持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缺乏必要的保障。当时的许多实证调查显示了这一点。1935年华洋义赈会所调查的中国东部村庄有4/5的农家,每年收入都不及养活一家人口所必须的最低限度。〔9〕农民的出路有的是堕落成为兮、娼、妓,有的是反抗成为盗、匪、兵。在农村,改革是革命的替代物。有了生存权,革命情绪会有效平息,南京政府在农村的改革如减租减息运动,新生活运动,农村合作运动等总体上是失败的,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中,南京政府没有使农民摆脱生存困境。
生存危机引发了以争取生存权、以平等为价值取向的农村革命。社会财富总量既定,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只能使社会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中国共产党把土地问题当作革命的中心问题,开展土地革命,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提倡公有制经济、平均主义的分配模式、官民一致的社会秩序这些同社会主义一致的价值取向,反映农民的愿望。争取生存权、以平等为价值取向,激发了农民的无限革命热情。毛泽东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
〔10〕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意义就在于扩大了政治参与,让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中下层城乡群众进入了国家的政治生活,把农民的利益在整个社会利益结构中突出出来,成为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重要力量。毛泽东在1948年说:“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陈毅则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城市革命的直接原因则是发展危机,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因素不断扩张的结果。资本主义现代化因素的引入后,新的生产方式和文化观念为人广泛接受,资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从传统的乡村一元社会结构中解脱出来的离心力越来越大。
尽管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缓慢,但代表现代化方向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增长迅速。从产业结构看,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从经济构成成分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由辛亥革命时期的2%,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增长到20%;而代表时代没落的封建经济,由辛亥革命时的90%,到1937年下降到70%左右;外国在华经济势力,在中国新经济成分中的产值比重,1911年占80%,1949年减少到不足20%。总的来说,整个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是在逐步纳入世界的发展潮流。封建经济和在华外国资本经济势力在逐步消退,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民族资本经济在迂回曲折的道路上艰难地前进,并得到了发展。〔11〕代表这种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力量,以“五四”为开端的新文化思潮,对封建主义思想堡垒进行了猛烈的冲击,使广大知识青年受到了民主主义的熏陶,使他们从旧礼教旧道德和旧的思想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追求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渴望变革陈腐的旧传统、旧道德、旧语言、旧制度。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
南京政府适应这种变化,在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方面,做出了一定努力,建立了一个形式上统一的政权,颁布了一些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条例和法规,开展了关税自主运动,进行了现代金融体制改革尝试,中国经济一度出现了良好势头。这一切激发了人们对社会的变革热情,对社会发展寄予更多的期望。亨廷顿认为,在城市,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在现代性面前感到眼花缭乱;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四分五裂;整个国家面临着经济、社会和政治各方面的要求改弦更张的压力;制造经济产品和提供劳务的新的更好的方法连珠炮般地杀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变革一般来说已使大家牢骚满腹,而政府未能满足群众日益提高的期待,尤其使百姓怨声载道。”[12]
与此同时,社会的变革却受到了当时各种因素制约,帝国主义国家对华的政治经济侵略阻碍了民族资本的顺利发展,国民党政权对民族资本企业的控制压制了民族资本的活力,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使国民经济在短期内不可能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特别是不断深化的民族危机和岌岌可危的乡村危机,使以发展权、效率为价值取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触即发,在城市里表现为学生运动、工商界人士的抗争、自由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左派的政治活动、各个阶层中知识分子的活动等。
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似乎不可避免,中国的革命模式是以城市革命为主导,以乡村革命为主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适应了近代中国由农业向工业,由城市到乡村的社会结构转型。农村革命本质上是一种循环式的社会变革,其结果仅是开明君主专制制度的重演,农民革命成为当时的次优选择,逐渐走向式微,适应现代化生产的民主革命成为当时人们追求的目标,革命纳入以城市为主导的轨道,革命首先起源于城市,并把农民的革命要求加入到了民主革命的任务中去。但中国近代的社会结构中,农业仍是最主要的生产方式,1933年农业净产值占国内净产值的65%,农村仍是最大的社区,农民仍是优势群体,占总人口的75%,这决定革命主体是农村革命。1926年9月毛泽东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开头即强调:“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中广大学生青年和知识分子提出的到工农中去,延安时期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的口号,表明城市和乡村革命已经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历史洪流。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由工作重心从农村到城市转移,恰当地处理了城市革命和农村革命的关系。这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
城市和乡村革命在价值观上也是有区别的。不要说自由资产阶级反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就是仰慕革命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同样不满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某些作法,提出了非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正是对知识分子的反击,使代表城市取向的知识分子作用受到了限制,保证了革命队伍的稳定。在革命初期,城市主导因素还比较明显,革命性质的定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了尽快取得革命胜利,革命的策略不是现代化因素的内化和启蒙,而是对农民反抗旧秩序的广泛动员,革命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小农意识且深深贯穿其中。建国后在如何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这个问题上,农村革命的历史惯性继续发挥作用,毛泽东过分迷恋于农村革命的经验,选择了以国家为主导的农业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建立一个纯粹公有制成分、实行产品经济分配上大体平均的、限制“资产阶级权利”的自我封闭式‘社会主义’乐园。在这个社会里,产品并不丰富,但是分配平均;社会分工极为模糊,但是‘公正’;所有制成分单一,但是‘纯洁’。总之,平等、公正、纯洁,是毛泽东晚年执著追求的人类社会目标,至少是中国社会的目标。这个目标他认为属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贯彻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但实际上,是他在1947年批评过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13〕而代表城市取向的知识分子对变革社会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提法他们是基本赞同的,这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产生冲突。这时,城市革命和农村革命目标的矛盾才是当时社会矛盾的真实内容,不过表现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从批评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和周恩来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说法,到反右,再到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逻辑过程。于是,毛泽东祭起了革命经验、共产主义理想和大同理想的法宝,把这些城市革命的要求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

尽管民族资本主义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取向,但是受诸多条件的限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走上了畸形发展的轨道。
南京政府时期,由于国家主权不完整,没有关税自主权,中国企业竞争压力过大,中国经济受世界经济影响大。1935年,美国实施白银法案,大量收购白银,造成以银为货币本位的中国通货紧缩,经济发展受挫。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也采取了非资本主义导向。如统制经济,1947年,中纺公司控制了中国纱锭的36.1%和织布机的59.4%,它所属的工厂生产43.7%的纱布和72.6%的棉布,一定程度上把资源的配置纳入到国家的轨道,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生存环境恶化。政府支出的40-48%被用于军事目的,本可用于经济和私营部分的投资或消费的经济资源,被南京政府作为军费花掉了。关税自主运动、税制改革、金融改革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充实国库,而不是扶植国民经济。同时,受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限制,投资和需求不足,1933年国内总支出的91%属于个人消费,社区服务和政府消费加起来占4%,而投资总额占5%。〔14〕国民经济很难步入起飞阶段。总之,代表现代化取向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缓慢。
从1937到1945年期间,受战争影响,民族工业企业大量内迁,乱占区的工业受战争破坏严重,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进程基本中断。
虽然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进行了肯定。但是,这是从反封建意义上而言的,受时代限制,毛泽东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运行机制和历史趋势并不真正了解,态度有所保留。首先,他从根本上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反动的、没落的社会制度。认为:“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博物馆;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
“属于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范畴的世界革命……告终结了。从此以后,开始了第二种世界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其次,把新民主主义社会当作一种过渡性形态,其前途是社会主义,并把“革命”和“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毛泽东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15〕只能靠共产党和其理想社会主义来完成。因此,毛泽东的结论是:新民主主义是“新”的,它发生在新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背景下,有了新的领导力量,有了新的社会主义前途。把政治现代化作为经济现代化的前提是正确的。但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是谬误,政治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但只是条件而不是全部,过分强调政权和政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为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留下了理论误区,在农业社会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在革命胜利后步入了另一个轨道。
资本主义现代化因素的扩张,南京政府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反映这种要求,但新兴的资产阶级与传统的官僚政治体制共生现象使国民党政权不可能为经济的真正现代化开辟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代表了城市和乡村的共同愿望,但农村革命的民粹主义色彩则使其走上了农业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经济,在中国历史戏剧的展开中没有占据舞台的中心。它只是配角中的一个——也许只有几句精选的台词——听候皇帝、官僚、外交家、将军、宣传家和党的组织者的吩咐。代表中国经济发展取向的资本主义注定只是以政治为主导的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匆匆过客。注释:〔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697页。〔2〕〔3〕〔4〕〔5〕丹尼斯C.缪勒著.杨春学等译.公共选择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6页,374,45,217页。〔6〕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社会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7月第一版.第49,264,267
,251页。〔7〕鲁迅.呐喊自序.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第5页.
〔8〕张福记著,《中国近代社会演化与革命》[M].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9页。)〔9〕(R.H.Tawnky著,陶振誉译:中国之农业和工业,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88页。)〔10〕《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16页。〔11〕转引自张福记著,《中国近代社会演化与革命》[M].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页。〔12〕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社会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7月第一版.
P43)〔13〕李锐论说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4〕[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第35-14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86页,第671页,第6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