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田中隆吉是不是精神有毛病一直还真是个问题。理由是后来在1945年3月当时的陆军大臣阿南惟几起用了他做罗津要塞司令官,但成天神神叨叨,还是用不了,最后不得不解除召集,让他回家养病。不过这话得这么说:到底田中是原来就被老毛子吓成了神经病还是被东条英机给治成了神经病没人知道。反正后来东京审判时美国辩护律师老拿这件事做文章。战争结束了,田中隆吉的病也好了。其实大概本来也没有什么病,就胆小一点,怕大炮。这次是想在政界混一下,想抬出宇垣一成大将组阁。但是麦克阿瑟大帅爷说宇垣一成就算不是战犯也不能担任公职,这下田中又抓了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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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思前想后,越想越恨东条英机们。1946年写了一本叫做《分析败因》的书,批判东条英机对美开战的冒傻气。这本书因为里面有很多外人所不知道的日本陆军内情,立即成了热门。本来GHQ也忘了田中,现役的还抓不过来呢,看到这本书倒又发现了一个甲级战犯(GHQ的规矩,陆军省课长以上全是甲级战争犯罪嫌疑),三月份就发出了要求田中隆吉投案的命令。

出于田中的意外,这个命令不是逮捕令而仅仅是找他这个人。ISP(International
Prosecution
Section,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负责审讯战犯的国际检察机关)找他不是要逮捕他,而是找他证实他那本书的细节。所以田中隆吉没有被关在巢鸭监狱,而是被关在所谓“服部HOUOSE”,就是“服部时计”老板的私宅,被占领军征用的。这座房子挺有名,田中在里面住过,从巢鸭监狱里被放出来的里见甫也在里面住过,后来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也是在那座房子里面起草的。田中隆吉在里面住的不寂寞,占领军容许他带着小老婆和儿子田中稔三个人住在里面。据田中稔的回忆,除了不让出来以外,里面好吃好喝得挺舒服,还有田中最喜欢的威士忌。GHQ为什么如此厚待田中隆吉呢?田中隆吉是个宝库,从一开始田中隆吉的记忆力就给了ISP极深的印象。

田中的记忆力原来就是有名的,现在在ISP的审讯官面前,更是大放异彩。对于重大事件,能够很清楚地回忆出日期和参与人,几乎没有错误。ISP的审讯官们是FBI专门搞帮会调查的那拨,本来总检察长季南就是因为砸芝加哥的黑手党而出名的。他们的审讯哲学是:日本的军部也好,芝加哥的黑手党也好,都只不过是普通的犯罪集团;既然是普通的犯罪集团,只要许以不加起诉的好处,就肯定会有人出来和警方合作。而警方需要的是一个深知内情的原高层人物,田中隆吉少将正好就是这样一个人物。而田中呢,有了GHQ的免死牌,当然是很欣然地答应这个司法交易。捎带着还可以报一下东条英机,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的仇,不干才傻呢。但上面一段对田中想法的评论只是外界的评论。田中自己又是怎么解释这件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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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在东京审判以后回答《东京新闻》社江口记者的采访时是这么说的:反正得有人为那场战争顶缸,顶缸的人越少越好,如果他不出来的作证话,就会越牵连越多以至无法收拾甚至带上天皇陛

下。所以他就挺身而出,情愿被别人骂也要出庭作证,这样可以把对大日本帝国陆军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小限度。言下之意,他不但不是“卖友求荣”,而且还是拯救过去一起出来捞的哥们的英雄好汉。历史讲的是结果,动机是没有意义的。也别说田中的这番辩解是真还是假,客观上还就是那么一回事。田中在东京审判时多次出庭作证,对象有东条英机,武藤章,木村兵太郎,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桥本欣五郎,南次郎,荒木贞夫等人。证词内容主要是对华侵略的阴谋策划,侵华战争的战争犯罪和太平洋战争的开展经纬。田中隆吉第一次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露面是1946年7月5日的第24次开庭。身穿西服的田中隆吉在宪兵的带领下一进场就引起了场内一片骚动。骚动并不是大家见惯了穿军装或者是穿长袍马褂的田中,而今天田中穿着西装,也不是因为田中是前陆军省兵务局长,陆军少将,因为东京审判的被告们几乎全是大臣将军,所以出庭作证的各国将军多如牛毛,光日本就有米内光政,冈田启介这两位当过首相的海军大将加上宇垣一成陆军大将出庭,其余中国,美国,苏联,英国,蒙古哪国的将军都有。到后来连将军们的老板皇上都坐到了证人席上,就那个满清宣统废帝,“满洲国”的“康德皇上”溥仪。都不是因为田中是作为控方证人的身份,控方证人中也有日本将军、冈田启介海军大将就排在田中的前面。大家惊讶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会吃窝窝头的人都知道田中和这场战争的关系,这号本应该坐在被告席上的人物,怎么成了证人?他会做出怎样的证词?

威尼斯网站,被告席上的各位甲级战犯们也一样地从本能反应就知道这主儿出来必没好事,所以诸位战犯们不是躲避着目光对视,就是怒目以视。有例外的。被告席上就一位对田中笑了笑,点了点头。谁?桥本欣五郎退役大佐,田中隆吉的老朋友。桥本大佐马上就要为他的乐观后悔了。两小时以后桥本就公开宣扬:“这是一辈子做过的最后悔的事”。本来的惯例是证人先提出证词,然后检察官再根据这份证词提出问题,被告律师的盘问等等。大概是在询问期间对田中的记忆力有了充分的自信,英国检察官亨利·萨克特向韦伯大法官提出直接提问的请求。韦伯有点意外,但随即就同意了。马上韦伯就会知道萨克特的理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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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坐到证人席上以后,立即很轻松地就回答了萨克特对其身份的盘问:“1914年12月任陆军少尉。1921年11月陆军大学校毕业。1922年12月1日就职参谋本部……1940年12月1日陆军省兵务局局长。1942年9月退职”,全部18项,没打一个顿,而且不是用的日本年号,什么“明治”、“大正”、“昭和”的,全部用的是西元纪年法。这一下就把审判场给镇住了。那场审判的主题是9.18,也就是所谓“满洲事变”。田中隆吉的证词简单明快:“满洲事变的主谋是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少将、情报部俄罗斯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支那班的长勇大尉、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和大川周明博士。”全场一片静寂。这样直接的指控,居然是出自一位大日本帝国陆军少将之口,除了萨克特检察官之外,谁都没有想到。萨克特检察官开口打破了这种寂静:“Tanaka
San,您认不认识您所说的桥本欣五郎先生?”“当然认识,他是我的朋友。”“他现在在这个法庭上吗?”“Yes.”“请告诉我他现在坐在哪里。”田中举起手,伸出食指:“在那边。”全场的目光随着田中的手指定在了后排右侧第二个人的身上——桥本欣五郎。接下来指认的是“我的恩人,板垣征四郎”。这是只有在好莱坞电影里才看得到的镜头,但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却是实实在在的情形。被告们都曾是高官显宦,还能极力保持着镇静,辩护席上却乱了套。田中隆吉的指控简单明快,直至要害。接下来就是要证明他的证词了。因为他9.18当时并不在现场。田中从“皇姑屯事件”开始讲起。皇姑屯事件的详细经过,他是听主犯河本大作大佐本人说的。长勇大尉也对他证实了,而且陆军省原来有一份详细的事件经过调查书,他亲眼看过。“9.18事件”则是听建川美次少将说的。田中的证词是挺绘声绘色的,他说建川是这么对他说的:“南次郎陆军大臣要我去满洲阻止关东军的轻举妄动,我可不愿意去。没办法只好去了。9月18日傍晚到了奉天,直接就去了料亭,就在那个时候大炮响了,边上的艺伎吓得往桌子底下钻,我也吓得直哆嗦。直到天亮花谷正少佐才来接我,到那时候才接触到关东军,给我的使命就这样没完成”。这段证词大致倒也不错,实际田中撒了谎。这应该是田中从别处听来的,而不可能是建川亲口对他说的。因为关东军动手是在深夜,建川不知是真醉还是假醉倒下去以后,所以建川不可能在料亭听到炮声。其次花谷正少佐从一开始就和建川在一起,不是第二天早上才来接,花谷的任务就是灌醉建川。再说皇姑屯事件的调查书也十分可疑。败战后陆军省销毁了全部档案,连文件目录也没出去找,所以有没有这份调查书谁也说不清楚。但是考虑到田中义一的下场,这份调查书的存在就很可疑。田中义一当时不就是因为天皇要他查明真相,而军部又坚决不肯查,这才走投无路,一咬牙在小老婆肚子上给咻嘿死了吗?真会有这份调查书?被告辩护律师们也是看出了这几点,对田中隆吉的质问集中在以下几点上:1.证人是不是患过梅毒?2.证人是不是患过精神病?3.证人证词的证明为什么不是死人就是失踪,全都无法查对?田中证词中提到的人物建川美次在战败时自杀,长勇在冲绳兵败自杀,而河本大作则下落不明。4.
证人是否受到了占领军当局的威胁或者或者被占领军当局收买?冲在最前列的是桥本欣五郎的辩护律师林逸郎。说来有趣,在东京审判中最张狂的是美国律师们,而在田中这件事上美国律师们一开始几乎都选择了沉默。这是因为美国律师了解这场审判和通常的美国刑事民事诉讼的共同点和不同点,知道在这件事上纠缠讨不了好去。而林逸郎没看明白一点,头两点是采用美国常见的先否定证人的人格然后再否认其证词的可靠性的方法。可是林逸郎忘记了这是特别军事法庭,没有陪审团。证人的人格在这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证词,只要你无法否认其证词的可靠性,法庭就会采用。所以在当荒木贞夫的辩护律师菅原裕向首席大法官韦伯提出第三条疑问的时候,韦伯微笑着对他说:“难道不行吗?”——你有能耐把死人弄活转来否认田中的证词,要不然你就只有把田中证词吞下去!其实第三条有个问题,令中国人惭愧:河本大作当时并没有失踪,而是在中国山西帮阎锡山打工干的正欢呢,但国府对被告律师的质疑装聋作哑,根本不提其实河本可以出庭作证这件事。以至于留下了一点胜之不武的遗憾。林逸郎还想从第四条上打破缺口,因为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不承认司法交易。但是问题提出之后林逸郎突然发现他陷入了季南总检察长设计好了的陷阱。季南不愧为多年和黑手党周旋的老手,田中隆吉的这张牌是打得相当漂亮的。出牌以前季南已经想好了被告律师可能的举动,把所有的窟窿全填上了。想证实司法交易的存在,可以。但在此以前必须证明田中隆吉也是战犯,这点倒不困难,就有一点:如果承认田中是战犯的话,那就没法为自己的被告辩护了;再者,战犯不战犯,谁说了都不算,决定权在GHQ那儿,麦克阿瑟大帅爷说了才算数。这条道走不通,林逸郎只好直接与检察团直接交锋了。“检察团是不是给了田中少将以什么允诺,或者是收买了田中?”“没有,ISP没有给田中少将以任何允诺,也没有给田中一文金钱。”“您是说田中少将有选择的自由?”“田中少将完全有选择的自由。”“那他为什么主动向ISP提供情报?”“那是根据GHQ的命令,合法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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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逸郎张口结舌了,他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占领军的命令”这句话是多么熟悉啊,在朝鲜,台湾,满洲,中国,东南亚,那些气焰嚣张不可一世的日本军人难道不是开口就是这句话吗?现在轮到这些将军们自己承受这句话了。林逸郎在审判以后的感想中说:“有这样的将军,日本败战是必然的!”日本律师吃了瘪,美国律师们前仆后继接着上。仔细看看东京审判时的美国辩护律师和日本辩护律师的表现是很有趣的。日本辩护律师是前怕狼后怕虎,既想完成辩护,又怕反而被法庭报复,原因是在此之前日本并没有真正公正的法律审判制度,特别在东条的宪兵统治下的时候辩护制度已经纯粹流于形式。而美国辩护律师则完全不同,在法庭上甚至敢胡说八道。比如要追究扔原子弹的战争犯罪责任,公开宣扬对当时还是同盟国的苏联的敌对观点等等。如果很简单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可以归结到什么律师制度就是腐朽的资本主义遮羞布,律师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什么的,其实不是那样。由于美国是征兵制,加上当时又是全国总动员期间,因此美国律师们大多是现役军人,但同时又都有律师资格。在他们看来这场审判除了是使他们出名的一个大好机会以外没有别的,因此就有韦伯大法官很困惑地向律师发问:“你是现役军人,你怎么能够当庭攻击你的长官?”这有名的一幕。战争要结束了,律师们就要退役了,抓住这最后的机会在媒体上能够尽多地表现一下对将来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还有一点就是美国律师们没有什么顾忌,纽伦堡审判和在东京审判之前举行的对山下奉文和本间雅晴的马尼拉审判使现实的美国律师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起码战犯中的军人一个活不了,全部是死刑。一个人死不了第二次,美国律师们也就无所谓了,因此才有大量的胡说八道出来。那不是美国律师们怎么有职业道德,而只是一种performance。日本律师就不同,始终抱有一丝幻想。但最后的结果挺有趣,似乎是美国律师的判断加上日本律师的判断再除以二。对待田中隆吉也是这样。日本律师们虽然对田中隆吉恨之入骨,用辩护团团长,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青濑一郎的话说就是:“看到田中隆吉血压就高”。但是遣辞用句还是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了田中身后的检察团。美国律师就不管了,直截了当的人身攻击。1947年1月6日,木户幸一的辩护律师威廉·洛根在审理屠杀战俘时就问田中:“你知不知道别人都叫你为怪物?”,澳大利亚检察官曼斯菲尔德提出异议,说这是人身攻击。但是大法官韦伯不同意:“这个世界上有不少怪物,没什么稀罕,这不是人身攻击。”为什么韦伯不帮着田中说话呢?因为韦伯也开始讨厌田中了。田中的证词前后矛盾,支离破碎的地方太多,让人无所适从。他在回答ISP的审讯时指控某人,当庭证词又会替这人辩护。这次的冲突就是因为杀害美军飞行员而引起的。在ISP受审时田中指控当时的陆军次官木村兵太郎,而在法庭上又表示木村兵太郎对杀害美军飞行员是持反对意见的。木村兵太郎的律师约瑟夫·哈沃火了。你田中的记忆力到底可信不可信啊?就恶作剧地开始盘问田中任兵务局长的两年间参加过的每周两次陆军省局长会议的详细情况,有谁出席,讨论些什么议题什么。奇怪的是,田中居然回答的没什么差错。哈沃忍不住了:“你作为兵务局长,如何处理俘虏归你所管,除了你还有谁能负责?”韦伯打断了哈沃:“这与本案无关”。哈沃又提了个问题:“你知不知道大家管木村兵太郎叫什么?”韦伯再次打断哈沃:“证人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我提醒被告律师,你的问题对你的被告不利。”这次韦伯倒真是在为哈沃着想。木村兵太郎大将的绰号是“机器人次官”,意思是他只会对东条英机唯唯诺诺,没有主见。哈沃的意思是想要田中隆吉说出这个绰号出来,好为木村辩护。但韦伯考虑的是田中已经证明了木村反对处死美军飞行员。辩护的目的既然已经达到,你还要纠缠什么?万一这个说不准的田中冒出来一句“不知道,没听说过”,那你岂不前功尽弃?所以制止了被告律师的提问。但是那边田中少将已经开口了:“大家都叫他‘机器人次官’”。哈沃洋洋得意,韦伯哭笑不得。嘿,这个田中隆吉,还真是个“怪物”。颠三倒四的发言,他到底在想什么呢?不要以为田中的证词仅仅是支离破碎,田中证词的选择性也非常强。有关关东军贩卖鸦片的证词就从他那儿找不出来,至于东条兵团的战争犯罪就更加不会提了。这两件事提了出来,就算是GHQ也救不了他了。当然只要他自己不傻乎乎地往外倒就什么是没有。田中的证词也有始终一贯的,那就是对陆军大学校高他一届的前辈武藤章的指控。一般认为,武藤章和田中隆吉是在当年竞争陆军省第一局长——军务局长的时候结下的梁子,因此田中隆吉才会做出这样的证词。武藤章是甲级战犯,这点无需置疑。1936年田中隆吉策划的“绥远事变”和1937年的“7.7事变”,他都是最坚决的扩大派之一;“2.26”事件以后广田弘毅组阁,他又是最坚决反对吉田茂入阁的;松井石根进攻南京时,他是松井石根的参谋副长;米内光政内阁的倒台,原因是畑俊六陆军大臣的辞职,幕后黑手还是武藤章;甚至在菲律宾马尼拉的战俘营里,武藤章还召集日军战俘训话,下达钳口令,规定不得供出上级长官的战争犯罪。武藤章是日本军队里最有名的“政治将军”,在军政两面都很有一手。就连韦伯大法官在东京审判之后都发表过这样的感想:“所有被告中脑子最好使的就是武藤章,他走错了路。如果他去做一个经营者,能弄出一个世界一流的企业出来”。后来濑岛龙三把一个中不溜的伊藤忠商社经营成了世界一流的商社的实践似乎证明了韦伯可能所言不虚。但是,在追究一场死亡人数达数千万的战争时,上绞架的军人甲级战犯只有五名(松井石根不是甲级战犯,这点只要读过东京审判判决书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的情况下,里面是不是应该有武藤章就很值得推敲了。不过,武藤章必须死。这是麦克阿瑟已经决定了,因为最后山下奉文和武藤章的“菲岛决战”让大帅爷很没面子。但是怎么让他死,则得靠田中隆吉的证词来帮忙了。田中隆吉在ISP的供词中有关“东条英机任陆军大臣时的心腹是谁?”的问题时是这样回答的:“武藤章军务局长,其实不应该说武藤章是东条英机的心腹,武藤章就是东条英机的头脑,东条英机是台留声机,武藤章是操纵那台留声机的人”。如果说这段供词只是个人推断,还不至于送武藤章命的话。下面这段1947年1月20日的证词就有分量了:“1941年11月29日,武藤局长就四天以前的美国赫尔国务卿的最后通牒说‘如果接受就是日本的慢性贫穷,肯定灭亡,不打不行’。开战的12月8日,在听取东条首相的训示时,武藤局长说‘这一下东条陆相成了英雄’;第二天12月9日的局长会议上,武藤发言‘派遣来栖大使和龙田丸好客船去美国是到开战之前作的最漂亮的掩护工作’。”这三条证词要了武藤章的命。其实这三条证词都是谎言。这三句话确实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有人讲了。但说话人不是军务局长武藤章中将,而是兵务局长田中隆吉少将。武藤章在发动太平洋战争这点上并不积极。他是主张先解决中国大陆问题的,为了这件事还和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少将在办公室演出过一幕全武行的。那被叫做“巨头的争斗”,很有名的,那个“巨头”并不是说这两位官大,而是这两位全是典型的日本人:个矮腿短头大。武藤章的证词中详细解释了这几件事,并且举出了证人,因为三件事全是在公共场合,所以证人并不难寻找,但是武藤章的证词被法庭却下了。武藤章被东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田中证言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有关武藤章的部分。田中本人在东京审判以后也重患精神疾病,发起病来老是说武藤章的幽灵来找他聊天。1949年9月15日田中隆吉由于忧郁症曾经用短刀自杀结果未遂。留下来的遗书中如下记述:“作为日本军阀的一员,自己就应该死在大东亚战争中,我并不愿意活到今天。回顾过去,我也是一员主要的战犯,特别是在北支那和满洲,我不应该被免罪。”1972年6月5日,田中隆吉死于直肠癌,享年78岁。着有《日本军阀暗斗史》、《被审判的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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